【摘要】美国儿童博物馆协会编著的论文集《儿童博物馆建设运营之道》，既是一部启发思路的成果汇编，又堪称是一本指导实践的实用手册。该书不仅专注于显性意义上形而下的器，还重视隐性意义上形而上的道。本文对该论文集中各位学者的真知灼见和核心观点进行归纳和述评，并在此基础上反思该书在当代博物馆儿童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同时主张在面对与日俱增的儿童现象及材料时，不应仅止步于追求“求实”“致用”的经验，还要探寻隐匿于经验之中的本质及其关联，以“求真”实现“道器并重”。
【关键词】儿童博物馆；建设；运营；道；器
很多时候，我们会清醒地告诫自己不能被当前博物馆事业的“花团锦簇”迷惑双眼，但却会在不经意间为盛景之下的常人故事所深深动容，这种现象在儿童博物馆领域更是屡见不鲜。因为不少儿童博物馆的创建者和推动者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他们可能是家长，也可能是教师，还可能是希望为孩子提供一切的人们。1899年，布鲁克林艺术与科学协会开放了服务儿童观众的空间，3年后，一位年轻的女士受聘来此，她不仅给这座博物馆带来了风景嬗变，还为世界儿童博物馆的生根发芽埋下了种子，她就是安娜·比利时·盖洛普（Anna B. Gallup）。盖洛普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先后担任该馆的助理curator和curator，由于受训于师范教育，所以极为热衷与孩子分享她对生物和自然的热爱之情，并力图为孩子打造“一个吸引他们的乐园”。同时，盖洛普还于1938年创建美国博物馆协会儿童分会，致力于把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模式布道给感兴趣的任何个人、妇女团体及其社区。她对于这份事业的情有独钟也可从1908年其发表在《大众科学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中的文章窥见一斑，她写道：期待儿童博物馆在各大城市出现，成为现代教育最具吸引力的领域之一。
正是由于盖洛普等一批早期先驱的开拓，儿童博物馆在社区逐步站稳脚跟，成为对于一座城市毋庸置疑的恩惠。1962年，倡导儿童博物馆事业的专业协会——美国青少年博物馆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Youth Museums，AAYM）诞生。20世纪90年代，该协会更名为青少年博物馆协会（Association of Youth Museums，AYM），2001年又更名为儿童博物馆协会（Association of Children’s Museums，ACM）并沿用至今。时至今日，该协会的成员数量已超过460个，遍布美国50个州和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从统计学意义上，其数量呈现不断递增的趋势，自1899年诞生以来，每隔三四十年，如该会诞生至20世纪20年代、20世纪20—60年代、20世纪60—90年代、20世纪90年代至今，分别增加6座、35座、158座和260座。面对越来越多的筹建团体正在为创建儿童博物馆四处奔走，以及寻求技术支持的电话接踵而至，儿童博物馆协会在历经100余年的实践探索后，深感是时候将成败得失整理成册以启发当代，于是在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学会（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的资助下，推出了《儿童博物馆建设运营之道》（Collective Vision: Starting and Sustaining a Children’s Museum）一书，而中文译本又经中国儿童博物馆教育研究中心团队的翻译得以面世。
本书的框架结构比较简洁明朗，主要分为四个部分：“教育理念和理论基础”“创建儿童博物馆”“展项和教育活动”和“规划和管理”，共包含88篇文章，其中不少作者都是儿童博物馆建设的亲历者。他们回过头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是极为不易的，因为其中既有成功的雀跃，也有失败的神伤。他们无暇舔舐伤口，把不加打扮的“真实”云淡风轻地呈现给执着于同一事业的后来者。正是这样类型的书，使我们有机会不再盲目赶路，而能好整以暇地驻足反思，去探寻隐匿在现象之中的本质联系。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以渔，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然而当我们在读这本书时，我们是否真的读懂了儿童博物馆协会花费一年半时间“研究选题、联系作者、反复讨论、编辑文章并确定框架”的良苦用意？是否读懂了作者在将自身想法和经历娓娓道来时，那份薪火相传的心理涌动和筚路蓝缕的一往无前？我们是否只是专注于显性意义上形而下的“器”，到底有多少实用经验可直接拿来为我所用，而放弃了寻找隐性意义上形而上的“道”，他们究竟为什么这么做，驱动他们行为的思想内核是什么。由表及里地对上述思想进行剖析，并深入探讨其对于博物馆研究和实践的价值才是笔者的目的所在。
一、回溯来时路：器——行业实操
中国哲学史上有一对范畴：道与器。道是指无形的法则或规律；器是指有形的事物或名物制度。《周易》里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事实上儿童博物馆领域一直重视经验主义的器，尤其是美国，儿童博物馆正是由美国首创，且大部分集中于该国。因此，不难发现本书中大量篇幅探讨的是经验主义的器，因此不少文章带着鲜明的特殊性：其论述的多是各自创建时的独特经验。尽管儿童博物馆的创建不存在唯一正确的途径，但是其中的有趣故事和专业经验，值得我们深入解读，并在比较中借鉴。虽然笔者认可经验的积累和借鉴的重要性，但经验通常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器以不同品貌显现道，而道则反映多样化的器，所以笔者推崇基于经验的理性主义，思辨中拥有感性的底色。所以，笔者建议读者在研读这些内容的时候，使用演绎法进行一定程度的抽象，通过现象看本质，探究现象潜因，对结论做出基于理论的阐释。换言之，不宜仅止步于明确博物馆儿童现象的who、when、where和what，还要深入探究why和how，正如英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休谟所说：客观事物的观察只不过是“一堆印象”而已，单纯依靠归纳法无法导出必然性的法则。笔者还希望读者通过这样的阅读，进一步思考本土问题的差异性和中国方案的适用性。
01
创建运营：关于筹建、理事会、建筑的思考
“创建运营”内容主要集中在本书的第二和第四部分，鉴于它们均偏重于管理，所以并作一处展开总结和述评，该议题主要论及的是筹建历程、打造理事会和建筑处理三方面问题。
🔺 筹建历程
尽管不少创建者在萌发“创建儿童博物馆”念头时，带着本真状态的冲动，但当面对项目如何启动时，通常不能仅凭兴之所至，而要基于现实进行理性回归。然而，这种现实倒映在理想中所产生的心理阴影，在我国的博物馆界可能会相对少些。因为我国的国有博物馆属于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为财政全额拨款，而截至2019年4月，国有博物馆在我国博物馆总量中占比已达72.93%（3766家）。所以其在营建时，多数不会遭遇实质性挑战，如调动和整合资源并向潜在资助方证明其可行性。但对美国儿童博物馆而言，其必然要经历严峻的规划过程，且执行时充满艰难险阻，但又无法预见成败。书中针对筹建历程主要包括阶段规划和可行性报告撰写两项内容。奥斯汀儿童博物馆的黛博拉·爱德华（Deborah Edward）将筹建儿童博物馆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找到潜在的支持方，包括所有愿意为实现场馆目标提供资金、建议、专业知识和时间的人；第二阶段——策划并组织移动巡展，帮助社区了解儿童博物馆的价值，并为场馆培养未来观众，赢得广泛的支持；第三阶段——在市中心建立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场馆；第四阶段——将场馆扩建（或迁址），整合各项资源以满足整个城市的需求。
洛德文化资源规划管理公司的泰德·西贝伯格（Ted Silberberg）提出：为实现第一阶段的目标，首先要撰写可行性研究报告，即向资助方（包括场馆人员）证明该项目可行，具体是指场馆为了维持运营并实现使命，在门票和其他经营收入以外所需的资金支持是现实合理且有价值的。而在中国，只有国家财政（含省、市和县政府）出资建设的博物馆，才需要通过发改委立项，要求撰写可行性研究报告，但其实际更多是用于向主管部门“交代”，而非向资助方“争取”，因此两者的用途及压力均无法相提并论。所以美国博物馆建设者在撰写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必须确保“预测真实可信”，因为场馆发起人会据此评估筹资风险，而资助方则会据此衡量是否值得投入。报告通常包括；项目背景分析、市场分析、场地分析、展项设计和活动策划、机构管理和人员配置、空间规划、投资成本、访客量、运营收入和支出的预算。此外，西贝伯格还给出了几点具有现实意义的建议：一是在完成可行性研究后，再开展“筹资可行性研究”，效果更佳；二是针对展项和活动规划，如果场馆需要藏品，建议制定“藏品开发计划”；三是在支出预算中，要虑及儿童展项的特殊性，预留“更换展项备用金”。
在我国，博物馆主要采取垂直领导（Line Department）的集中型管理模式，文中提到的儿童博物馆主要是在美国分散型管理模式下创建的，所以不少经验无法直接借鉴，如第一阶段如何找到潜在的支持方，但书中作者倡导的提前规划理念和具体的规划内容，特别是先策划巡展，以检测其展览效果并争取社区认同，继而将展品正式纳入博物馆的做法等，值得我们参考。
🔺 打造理事会
一家优秀的儿童博物馆，离不开出色的理事会。理事会是博物馆的最高权力机构，被称作board of directors，亦称board oftrustees。珍妮·菲南（Jeanne Finan）提出儿童博物馆的理事会应该是由一群关爱儿童、志愿投身这项事业的人组成，他们要齐心协力达成场馆的使命。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的理事是没有报酬的，但有些会规定理事的最小捐赠额度。书中主要针对理事会成立原因、规模、成员和评估等问题展开。
儿童博物馆之所以需要理事会，原因有五：联邦税法对非营利性组织的要求；理事会对场馆的一切负责；理事会负责监管捐赠并确保有效利用；理事会能帮助提升场馆在社区的信誉；成员会提供捐赠，也会为场馆寻找捐赠方。理事会要有书面章程，明确规定任期，每届任期通常是两年到三年，可能允许连任一届或两届。理事会规模通常是7~30人，初始理事会通常会从小团队开始。理事要充满热情、活力四射、背景多元、具备悟性和明确职责。芝加哥儿童博物馆创始理事长玛丽·波伊尔（Mary Boyer）认为理事会成员应当是社区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为寻找和发展未来的成员，理事会需要专门设立提名委员会。理事的发展方法多种多样：邀请参加聚会或场馆活动、共进午餐、邮件沟通、共同参观。为培养优秀的理事可采取的手段有：选择对的人、提供引导和培训、使他们了解情况、让他们参与工作，同时应为理事提供理事会手册。除了提名委员会，理事会还需组建不同的委员会，每一委员会负责一项具体工作，如筹款委员会、青少年委员会和场地设施委员会。彼得· F. 德鲁克（Peter F.Drucker）指出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机构若要行之有效，理事会将发挥核心功能，理事会的最终表现既要论“心”，也要论“绩”。
由于儿童博物馆绝大多数规模较小，通常遭遇经费、人才和运营等方面的生存困境，因此它在理事会规模、成员和评估方面等的论述，尤其适合我国正处于成长初期的非国有博物馆，用以改变其粗放增长的旧格局。截至2019年底，我国已有非国有博物馆1710家，约占总数量的30.89%，数量已经不可小觑。
🔺 建筑处理
包括建筑外观与内部空间的处理。目前有关儿童博物馆的论著乏见，其中探讨建筑或空间处理的更是寥寥。书中主要围绕项目类型、场馆选址、团队挑选和设计要点等问题展开。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员比尔·格里夫斯（Bill Greaves）和杜佩奇儿童博物馆辛西娅·马克-赫梅尔（Cynthia Mark-Hummel）等基于对44家儿童博物馆的数据分析，将场馆的建设和改造项目分为四类：在商场或购物中心里的改造项目、中小型改造项目、大中型改造项目和新建场馆。其中，新建场馆成本最高，改造项目中，仓库、商场、零售商店和其他商业建筑成本最低，因为其通常具备较大的开放空间。建设和改造过程中，硬件设施不是核心，关键是人，场馆应与外聘顾问和建筑师合作，员工、理事会要与目标观众和社区互动，努力将建筑打造成地标建筑的同时，重视物和人的流线，如安保系统、办公空间、场馆客流等。
里士满儿童博物馆馆长南·米勒（Nan Miller）在经历场馆变迁和扩建后总结道：第一步组建选址委员会，精选与场馆利益相关者加入，应该包括决策者和各部门骨干，如教育、发展和运营部门员工；第二步，寻找场地，将其划分为候选场地、待定场地和弃选场地；第三步，评估场地，包括周边区域、人流数据、建设成本、该地规划和独特之处等；第四步，全面深入调研，可聘请专业的市场研究顾问介入；第五步，决策与谈判，选择委员会根据调研结果，对候选场地进行排序，逐个与业主商谈。米勒还提出选址的关键是地段。
如何挑选设计团队并不存在标准做法，但仍有惯例可循。ASA建筑事务所的比尔·格里夫斯（Bill Greaves）认为根据场馆希望对项目控制的强弱，可有三种挑选团队的方法：一是强控制，分别选聘建筑设计团队和展项设计、制造团队，并让双方联手，组建设计团队，待项目策划完成，由建筑设计团队负责组建工程团队，并协助准备建筑施工招标文件；第二稍弱控制，选聘建筑和展项一体化团队，工程团队需要另外招投标；第三弱控制，选聘设计施工一体化团队，如果项目较为简单，场馆只需提供一份项目需求，通常省钱省力又省时。格里夫斯坚信将建筑和展项设计融为一体的方法是最理想的。
空间性是儿童博物馆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包含有空间与展项关系、建筑与周边社区关系、空间体验质量等内容。在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资助下，乌列·科恩（Uriel Cohen）等编写《博物馆和儿童：设计指南》（Museums and Children: A Design Guide），该报告涉及了设计中的核心问题，但由于它针对的是所有类型博物馆，所以对儿童博物馆的适用性仍较为有限。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杰韦德·海德尔（Jawaid Haider）等围绕儿童博物馆的设计提出在儿童空间规划时，要在重视游戏理念的基础上，解决多感官体验、人与空间关系、不同比例和空间变换、成人和儿童需求四方面问题。其中，针对“不同比例和空间变换”问题，塔尔博特（Talbot J.）等认为儿童最喜欢“微小的、和自己身体一样的、巨大的”三种尺寸。
综上，这些建筑处理问题虽然是针对儿童博物馆的，但是其讨论的多感官空间的创建，展品体系与建筑空间的有机处理等，有助于启发传统博物馆尊重观众认知的具身性，促使他们获得参与式体验，以便轻松地实现自由学习，从而推动展览与观众新型关系的重构。
02
展教设计：关于最受欢迎的展教及应用的思考
书中将展教设计分为两章，笔者认为其中包含的14篇文章可以提炼为四个方面，即：展教有何作用？受欢迎的有哪些？原因何在？以及怎样提高展教水平？
🔺 展教有何作用？
内华达州立博物馆的芭芭拉·斯拉维克（Barbara Slivac）主张引入巡展，因为其包括新内容或者至少是对场馆已有内容的二次阐释，能给观众带来新鲜感，促使场馆策划新活动。奥斯汀儿童博物馆的德博拉·爱德华（Deborah Edward）提出教育活动不仅能吸引更多观众，也能凭借全新体验留住回头客，还能提高声誉和收入，并获得与其他机构合作的机会。
🔺 受欢迎的展教有哪些？
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维克多·雷尼尔（Victor Regnier）通过对波士顿儿童博物馆等7家儿童博物馆的深入考察，列举出最成功的29个展项和最失败的16个展项，并挖掘成功展项的多个共同点：大运动、沙子和水、基于藏品的创意展览、角色扮演游戏、服饰、品尝、动物、隐秘空间、模仿成人或家长的活动等。爱德华认为适合儿童博物馆推广的教育活动有展区活动、工作坊、营地活动、驻馆活动、节庆活动、出版物和媒体宣传、演示、举办系列观影、与图书馆合作和戏剧活动等。
🔺 受欢迎的原因何在？
拼贴艺术儿童博物馆的艾莉森·摩尔（Alison Moore）指出展项要获得成功，离不开四方面因素：基于社区需求的使命的确立；为孩子提供熟悉的环境；给予他们真实体验；创造自主游戏的机会。此外，多数博物馆会青睐三类展项：在别的场馆体验过且喜好的展项；他们个人较为偏好的展项；易于获得资助的展项。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的珍妮特·布斯（Jeanette Booth）围绕传统的学校项目，提出要打造受欢迎的学校项目，需要从五方面着力：让教师参与到活动策划中，员工要“打入”正式教育系统，场馆要与学校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以及与学校的课程内容挂钩。
🔺 怎样提高展教水平？
书中主张使用集思广益、分众化、合作和评估等策略。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卡罗尔·安瑟奇（Carol Enseki）倡导集思广益策略，指出应重视灵感创意和观众需求，从八方面入手：契合场馆使命、适合场馆观众、从多维度展开、保证有趣、利用现有藏品或其他东西、具备充足的相关研究和信息、能获得资助、可与其他机构的活动相联系。可见，重要的并非展教产品，而是创意转化的过程和由展教共同组成的体验。雷妮·亨利（Renee Henry）坚持分众化策略，提出服务幼儿的良方：培养负责任的家长、提升幼儿看护服务的质量、确保健康和安全的措施、动员社区支持幼儿和他们的家庭。美国国家义工协会的爱丽丝·霍尔斯特德（Alice Halsted）也主张使用分众化策略，探讨青少年教育问题，主张提供青少年冒险、挑战和考验自己的机会；给予他们自主权；提供他们需要的指导；鼓励他们解决问题；项目尽量见效快；倡导团队合作；允许青少年退出。
波士顿儿童博物馆的西格纳·汉森（Signe Hanson）强调在策展中采取团队合作策略，认为核心成员可包含项目负责人、教育策展人、设计师和项目协调人，随着项目推进，领导权会在这些成员之间转移。合作中应获得认可的创意、重视展览传播目的、关注观众体验，且不能为平衡成员意见而牺牲展览个性。夏威夷儿童探索中心的洛蕾塔·矢岛（Loretta Yajima）提出场馆在为自己开发原创展项时，需要学会与外部设计师合作：确定我们的目标观众、最感兴趣的主题、设计和制造展项进行原型测试、找到有专长且合适的设计师，甚至可聘请一位具备经验的项目经理。
对互动展项进行持续评估是儿童博物馆展项设计成功的重中之重。其中，原型测试是常用的评估手段，用以检测展项的传播潜能。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的朗达·基斯特（Rhonda Kiest）提出“原型”是指展项的实物模型或初始设计方案，这种原型既可以是实物模型，也可以是利用纸笔的游戏测试。原型应尽量用简易材料进行全尺寸制作，既可在展区内也可在展区外测试，可通过五步骤完成：一是确定原型测试的目标；二是制定计划，以明确过程、时间和评估方案；三是设计、制作和（或）安装展项原型；四是观察、记录并评估访客体验；五是确定展项修改建议，并制定实施方法。
展教活动无疑是所有类型博物馆的主打产品与核心竞争力，但由于儿童博物馆在博物馆大家庭中属于异质亚群，而其藏品及研究功能属于非必要功能，因此展教项目相较于其他博物馆，表现出差异性：一是儿童博物馆的展教活动更强调理念优先，而非藏品优先，所以灵感创意显得尤为重要；二是由于馆内研究力量的不足和儿童偏好的趋同性，儿童展教活动易丧失个性，出现同质化趋势；三是儿童强调参与式学习，参与效果通常决定学习成败，因此需要被预估，应倡导针对展项的跟踪评估，尤其是原型测试，如芝加哥儿童博物馆扩建时5%的预算用于原型测试和修改。
二、莫忘出发时：道——使命至上
尽管本书中的每一章都会以一系列问题开篇，但是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在书中找到答案，这种开放式的处理方式，告诉我们儿童博物馆众多问题都没有结束的时候，同时老问题的解决和新问题的发现，又推动我们前行与超越。即便如此，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却始终是一批最优秀的博物馆执着求索的，提醒着大家不忘出发时对道的价值取向。“什么是儿童博物馆”是我们思考所有问题的逻辑起点。正如书中开篇文章中迈克尔·斯波克（Michael Spock）所言，“我们花了七八年的时间才弄清楚为什么我们叫儿童博物馆？它不是一座规模较小的成人博物馆。它有别于其他博物馆的关键之处在于它是为了某些人，而不是关于某些事，我们终于迎来了突破”。
01
服务对象：关于儿童至上和成人陪伴的思考
以儿童为中心的理念是指导儿童博物馆日常工作的核心。一旦明确后，管理机构范围内的很多事情也就了然于胸。
为何儿童博物馆要强调儿童至上？首先，与儿童博物馆创建的动机一脉相承，事实上这也是儿童博物馆发展的驱动力。回溯儿童博物馆发展史，它们的相继问世，正是由于单一的教改之路难以克服自身瓶颈，人们希望为儿童提供一处符合他们身心发展，鼓励儿童动手和发现的地方。20世纪60年代，约翰·霍尔特（John Holt）、赫伯特·科尔（Herbert Kohl）等的著作，揭示出传统教育无法激发想象力和滋养好奇心，从而激起教育力量革新教育模式的渴望。继60年代教育改革的失败后，教育力量在70年代末转而投注儿童博物馆建设和发展，这场转战的成功反映了儿童博物馆价值取向正在获得共识。
其次，儿童博物馆从一开始就强调教育功能，而非研究，因此服务儿童而非物件，成为所有业务的核心。尽管儿童博物馆因为拥有展品被命名为博物馆，但它并非是一个收藏机构。当前除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约2.9万件文物和标本）、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超过13万件文物和标本）拥有收藏历史和丰富藏品外，不少博物馆没有也允许没有藏品。所以，在儿童博物馆Curator是不常见的，因为没有藏品，无需开展藏品研究。这一点使得其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研究功能缺失，教育功能反而彰显，所以展教部门合一。其业务核心即服务儿童，而非物件，物件只不过是实现服务的手段。因此，儿童博物馆不仅不需要完成物—人关系的转向，而且随着其在博物馆大家庭中的异军突起，客观上还推动了物—人关系的转向，开辟了博物馆界以观众中心的新潮流，同时也推动传统博物馆内部人员结构的重新洗牌。据统计，在1914年前，西方博物馆中专业研究者、保管者和行政人员居多，博物馆教育者大多由这些人充当，但此后专门教育者出现，并且教育和娱乐的差距也明显减小。
尽管儿童博物馆强调儿童至上，但不能走向将儿童视为唯一对象的另一个极端。因为据斯波克反映，“各家儿童博物馆观众中，有一半竟然是成年人”。他提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一个成人通常带不止一个孩子来博物馆，而为何成人和儿童数量趋同？原因很可能在于博物馆观众通常是新手或入门者，而儿童博物馆的低门槛能够吸引一批成人观众（非家庭观众），让他们的学习体验变得轻松友好。正如斯波克所言“儿童博物馆是一个能让不熟悉博物馆的人感到舒适的地方。很多博物馆让成人望而却步，因为它们给人一种必须具备基础才能进入的感觉。而儿童博物馆则适合初学者或那些不想承认自己对某些事一无所知的人”。因此，我们的展览必须同时考虑成人和儿童两类受众的体验需求。如，虽然儿童不热衷阅读说明文字，但仍需配备适合成人阅读的展品说明，以便成人能根据文字和图表掌握展项，在提升自身理解的同时发挥好协助儿童学习的支架作用。
02
理论依据：关于理论范畴及如何应用的思考
洞悉了儿童博物馆“儿童中心”的本质属性后，如何有效为其服务的问题随之浮出水面。
上文我们已通过回溯来时路对行业实操进行了提炼，如儿童博物馆的筹建如何分步推进？为何需要理事会以及如何运作？博物馆建筑外观和内部空间怎样处理？哪些主题能激发儿童好奇心？儿童如何在博物馆通过展项学习? 场馆各项努力是否获得成效？在归纳和总结这些经验后，书中试图给予一些形而上的理性思考。“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而“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却是盲目的”。书中的乔治· E. 海因（George E. Hein）、约翰· B. 邦奇（John B. Bunch）、安·列文-贝纳姆（AnnLewin-Benham）围绕三方面问题“博物馆学习的特点、与学校学习的异同、如何实现学习体验”提出各自的真知灼见。
🔺 博物馆的学习特点
内华达州立博物馆的芭芭拉·斯拉维克（Barbara Slivac）主张引入巡展，因莱斯利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海因提出博物馆学习的发生需要三 个要素：学习者与环境互动、学习者的主动参与和多种感官体验[7]38。弗吉尼亚大学的邦奇认为在博物馆的学习存在两种思路：一种是传统的思路，遵循有组织的教学策略。其通常比较适合学习内容对学习者而言完全陌生或相对复杂的情况。一种是符合儿童认知心理学，让博物馆体验尽量保持自由开放。如激发学习者的求知欲、提供别出心裁的体验，以及考虑学习风格的差异性。其较为适合比较小（6岁以下），或年龄略大，但对学习内容具备一定认知基础或较为熟悉的学习者。我们应在不违背两种思路的前提下，既让孩子学到新东西，又保证环境的自由开放。而展项的设计也应将两种思路融合，不仅要包含儿童熟悉的内容，让其感到舒适自在，还要包含新奇因素，以激发其探索兴趣。为其包括新内容或者至少是对场馆已有内容的二次阐释，能给观众带来新鲜感，促使场馆策划新活动。奥斯汀儿童博物馆的德博拉·爱德华（Deborah Edward）提出教育活动不仅能吸引更多观众，也能凭借全新体验留住回头客，还能提高声誉和收入，并获得与其他机构合作的机会。
🔺 与学校学习的异同
博物馆和学校的创办目标不同，也存在本质差异，但却指向一个共同问题——人类学习。孟菲斯领导力学院的贝纳姆提出两者之间的差异，认为环境决定人的行为规范，而人的行为要求又决定环境的整体规划。由于儿童博物馆的开放学习，与学校按时间组织且学科界限分明的封闭学习不同，所以具备“将分散的内容整合，呈现方式灵活多样，激发孩子学习兴趣，提供表达自我的机会，能够与成人相处，教育人员可参与展项开发”等特点。尽管儿童博物馆的学习与学校存在显著差异，但两者也拥有共同起点。玛莎·奥斯林·罗伯逊（Martha Oschrin Robertson）提出无论是博物馆还是学校，高质量的教育体验具备共性，都应“符合儿童发展水平”，不仅要符合儿童各年龄段的普遍发展水平，还要认识到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两者在策划学习时都要致力于以游戏为主的动手实践和采取项目制。
🔺 如何实现学习体验？
儿童博物馆的学习尽管与学校的目标迥异，但两者无论从缘起还是发展，皆存在交叉和互鉴。海因指出儿童博物馆的理念和做法，实际上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的开放式教育运动，受益于60年代的教育改革项目，此项改革让人们意识到了材料之于教育的价值，而馆内的特色展项也是源自60年代的与动手学习有关的课程设计。因此，邦奇主张要将相关学习理论和研究成果应用到儿童博物馆中，在组织性与开放性之间争取平衡。他从四方面进行论述：其一，在规划学习体验时，要做好三件事：制定明确的学习目标、针对目标观众设计图文信息、将学习者设定为多人构成的小群体。其二，在感知、关注和记忆上，由于人们的注意力有选择性，因此要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手段予以引导，不可把教育人员认为重要的东西直接灌输。为加强观众记忆，应提供有组织的信息，概念宜给予正反实例，发展技能应依赖实践。其三，可借鉴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探索开放式学习。在儿童建构自身知识体系时，成人可以发挥诸多作用：启发儿童提出高阶问题；帮助儿童完成操作过程；将博物馆学到的东西应用到生活情境；多次深入地体验场馆。其四，为后续的学习提供支持：创造儿童平等自主学习的机会；提升员工专业技能；积极研发教育资料；与社区建立联系；帮助家长和教师；评估场馆活动。贝纳姆认为要重视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该理论由维果斯基提出，但在“新皮亚杰学派”的推动下获得发展，代表学者有鲁文·费尔斯坦（Reuven Feuerstein）、罗切尔·格尔曼（Rochel Gelman）和劳伦·雷斯尼克（Lauren Resnik）等，该学派提出儿童应与周围环境中的人、物和符号互动，从而促使学习的发生。
尽管数以百计的理论家和实践者都撰写过教育论著，但鲜有学者将其专门应用到博物馆领域。因为教育理论主要适用于受控的中介环境——学校，但博物馆尤其是展览，提供的却是一个能自由选择的中介环境，两者不仅不同而且是对立的，因此直接生搬硬套会存在匹配错位的风险。幸运的是，历史上从来不缺逆势而行的开拓者，如早期思想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约翰·科顿·达纳（John Cotton Dana）等，他们对博物馆能推动教育甚至精神发展充满兴趣，尽管他们的理论探讨多数未付诸实践，但却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唤醒与启蒙的作用。本书中的海因、邦奇、贝纳姆等无疑是这些思想的追随者和拓展者，且后来者仍在继续。
03
价值构建：关于观众和使命的思考
一家儿童博物馆为谁而建，以及为何而建，这既是馆方做任何事情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终极目的。书中专门用一章来探讨观众和使命问题，主要围绕建馆初期如何设定目标观众和怎样确立博物馆使命展开。新英格兰被子博物馆的帕特·斯图尔特（Pat Steuert）提出在设定目标观众前需了解当前儿童的成长环境和不同年龄段的差异性，不同场馆应根据所在社区选择差异化的目标观众，了解场馆周边的人口特征，以及根据淡旺季确定不同时段的目标观众。美国旧金山探索馆的邦妮·皮特曼（Bonnie Pitman）认为确立使命是观众、员工和理事会的共同职责，要开展前期调研，还要字斟句酌地修改，最终达成共识。使命宣言的内容则包括：想要做什么，希望达到哪些目标，人员为什么在工作，以及他们为何需要资金、资源和时间。当场馆为筹款和展项忙得不可开交时，为何还要急于提前做好观众和使命的决策呢？因为根据经验，一旦确定对象和价值，后续工作便有了目标和焦点，在场馆选择、合作确定、展项策划和筹款规划上都会有的放矢。事实上，“观众”和“使命”二者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而场馆在确立使命的过程中就能帮助其明确自己的目标观众。
三、器是道的载体：求实与求真的博弈
整体来看，这本书是对儿童博物馆从创建到运营全景图的动态呈现，既考虑到理论依据，又考虑到实践做法，事实上该书适合所有博物馆同仁学习，并不仅限于儿童领域。我们知道“道”的本质是固定的，虽然无形无相，但是反映到不同的器时，却不拘方圆之格。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本书得出的结论和撰写的方法，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与思考。
第一，就结论而言，首先诸多“器”层面上的实践做法虽然具体，但存在共性，可选择性地加以借鉴。主要包括创建运营和展教设计两方面。其中，“展教设计”属于核心业务，受到外部环境影响较小，不少做法具备较强的参考价值，如成功展项的共同点、受欢迎的4个要素以及提升展教质量的诸多策略。而“创建运营”是基于美国儿童博物馆的实践，因此存在全球适应性的争议，但文中对作者观点的分析表明，不少在创建运营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和解决方法，仍具备重要的借鉴意义。如无论是私人筹建，还是国家出资来筹建博物馆，都需要综合考虑场地、展项、教育活动、空间、人员、投资成本、访客量、收支预算等方面问题。又如打造儿童博物馆理事会的经验之道，不仅有助于非国有博物馆组织结构的调整和决策方式的改变，也给予了国有博物馆共同治理和广泛合作的思想启蒙，经过改造的理事会尽管无法真正实现治理上的化私为公，但还是能起到咨询、联谊等功能，从而把部分人的声音纳入并引发更多人关注。其次，在“道”层面上的理性主义，无论是服务对象的分析、理论依据的讨论，还是使命至上的追溯，都具备穿透时空和现象的稳定性，有助于在我们深入学习的同时促成中国实践的理论自觉。
第二，就方法而言，对于我们的拷问和触动可能更大。中国的认知哲学是“求实”，而西方讲究“求真”，同时博物馆又是强调应用的一门学科，因此在“求实”道路上“理所当然”地越走越远。费侠莉（C. Furth）指出在早期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最感兴趣的还是西方的技术，后来才逐渐体会到科学的巨大力量不仅在于技术，而且在于科学推理的预见性和洞察力。她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既不依赖实证主义的检验，又不依赖逻辑推理来分析事物的内在结构，表现在儿童博物馆研究领域，即经验型研究大行其道，但实证型研究和思辨性研究相形见绌。本书选择将儿童博物馆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理论放在了第一板块，该板块多为思辨型研究，围绕的是儿童博物馆的学习特点、与学校学习的异同和如何实现学习体验三方面展开，这些内容是基于本质问题的理性思考，而非脱离问题或实践的空谈。同时，不得不承认本书中经验型研究还是占据了较大篇幅，实证型研究稍显不足。这可能与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作为“美国精神”的实用主义哲学休憩相关。但我们仍能从这类研究中洞察一些闪光之处，有助于对我们当前方兴未艾的经验型研究做一些调整：其一，不再局限于某一项具体活动的管中窥豹，而多为对长时段经验的深入分析和思考，如拉森在对多媒体应用进行分类时，立足的是该馆8年内访客与多媒体互动的经验，得出“内容尽量简单、考虑不同群体需求、制定展项维护计划”等研究发现。其二，并非热衷于直接的结果呈现——应该是什么或怎么做，而是生动还原“事件现场”，将应对问题时的思考方式、抉择因素与无畏勇气和盘托出。如明尼苏达儿童博物馆的希瑟·贝思克（Heather Peske）写道“好不容易，我们最终对活动框架感到满意了，接着却又开始担心起这些活动没有做到以儿童为中心。由成人来‘讲解’各种元素并向孩子提问，孩子的主动权呢？”这种做法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是在解决问题时，过程的演绎有时比结论的输出更重要，因为其提供了相对主义下的不同立场和条件差异，而这一情境通常是构成有效决策的前提或基础。二是不回避过失，在我国崇尚中庸之道、集体主义和差序格局，不习惯将心声公诸于众，因此通常乐于避重就轻，只谈成绩，避谈过失。实际上这种前车之鉴的价值并不亚于传经送宝。如马里恩·哈默梅什（Marion Hamermesh）在文中写到“我们的理事会垮了，没能从创始团队成功转型为专业的运营团队。理事会成员前期的主要工作是开发展项和撰写宣传稿，这使他们很难转变角色，成为决策者和筹资者，同时也无法帮助我从理事长转变成一馆之长。由于无法抛开个人和专业上的分歧，我们陷入了僵局——理事们离开了……”。这种描述使作者在创建儿童博物馆时，跌跌撞撞的辛酸和似曾相识的无奈跃然纸上，而这些失误背后的共性问题，则有助于向后来者暴露症结并指明方向，避免再步旧尘。
当前，我国上海儿童博物馆（1996）、中国儿童中心老牛儿童探索馆（2015）、呼和浩特市儿童探索博物馆（2018）和香港儿童探索博物馆（2018）等儿童博物馆相继开放。儿童专区也呈现出日新月异之势，如中国科技馆、南京博物院、上海科技馆、上海玻璃博物馆、长沙博物馆等都辟有儿童专区，未来的上海博物馆东馆、苏州博物馆新馆、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等都将创立儿童专区，且面积均不容小觑。同时，儿童博物馆逐渐对博物馆事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和变革冲击，如怎样开发互动展项、服务家庭观众、邀请教育人员策展等。面对与日俱增的儿童现象及材料，片面强调实用至上的经验积累与借鉴，并非博物馆研究的康庄大道。在进行儿童博物馆的经验型研究时，我们需要具备一定时空跨度，且得失宠辱皆谈，但更期待的是经反复验证、结论可重复的实证型研究，以及直指事物本质及其关联的思辨型研究。正如陈淳所言：中国学界的价值期望还是在于史学上的“求实”和“致用”，而非“求真”，中国并非没有人才、也并非资料不好，更不是脑子不如别人，还是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束缚了我们的大脑。“器为道用”，如果将器比作由石头筑成的一座房子，我们不应只是研究一堆石头，尽管房子确实是由石头筑成，而是要研究石头构筑的基本原理及其内外制约因素，而这种结论也并非建造一座房子就能获得。
有鉴于此，博物馆儿童研究不能仅止步于追求求实、致用的各类创建、运营、展教经验，还要探寻隐匿于经验中的本质及其关联，如儿童在博物馆的认知规律和学习特征、儿童与成人在博物馆的互动模式、受欢迎展教项目有何共性影响因素、展教怎样适合儿童身心等，只有“求真”才能提供本领域新的理论资源和思维动力，以实现道器并重。否则只能停留在缺乏理论支撑的行业实操讨论，或以现象问题作为科学目标的理论探究，导致实践上盲目效仿或各自为政，也难以创造出实质性的科学理论。这种研究态势带来的是自以为是的学术虚假繁荣，想给博物馆工作提供理论基础成为“可笑的自负”。正如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说的“世界的意义从来是在世界之外”，即“如果存在任何有价值的价值，那么它必定处在一切发生的和既存的东西之外。因为一切发生的和既存的东西都是偶然的”。
资料来源：中国儿童博物馆教育研究中心
（https://mp.weixin.qq.com/s/Qzk2moQkeEU-QccIbZCRcA）
